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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，上调成品油消费税意味着，消费者的用车成本会增加，个人可支配的实际收入会减少。

只不过这一次的危机，不同于1995年。源自于列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动员能力，有两个基础性条件，第一，将最广泛的民众纳入统一的组织系统;第二，为这个组织寻找到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。

所以，我党能夺取天下，为举国精英迎入北京，也是没有悬念的事。整个过程看起来，就跟开玩笑似的，基本上就没打仗。很多时候，净资产过百亿的企业，能因为短期内2000万的资金缺口，活活地被憋死。改革开放后，东部城市的市长和中西部城市的市长见面，基本上都是谈农民工问题。精英模式之下的社会动员能力，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。

政府的7毛钱能当1块钱用，这种好事去哪里找?所以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，自从建立起来，就遭遇到疯狂的挑战。拥有全球唯一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英国佬，可以躺着挣钱，也就是钱息在目前大量中国企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减税，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，增加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，通过降准，而达到实际降息，可以减少企业的财务负担，可以让濒临关门倒闭的企业活下来，中国经济才有未来。

另外，纵观股市则出现大增的局面，尽管经济无人看好，但股市却呈现出无人看空的场面。因为从其他国家发展来看，没有一个国家超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，中国在过去30多年已经创造一个奇迹。从前年开始，有关浙江等地企业家跑路的新闻开始出现于报端。2012年第一季度，当央行担心中国经济过热，继而第1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时。

中国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上一拨2009-2010年的贷款高峰到了，现在该到了还款的时候。他表示，目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，大致相当于1973年的日本，即基本完成了这一轮的工业化进程。

从其他国家经历来看，中国经济指标再往下一个台阶，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。韦森提出自己的质疑，如果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看就会发现，从2009年到现在，每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一直并不高，最高时候不超过九千亿，大多时候保持在七千亿、八千亿上下。而在中国经济下行初现端倪的情况下，必然出现大量的通缩和债务。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后遗症 经济下行通道中，极其容易让人联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中国的四万亿投资应对策略。

每当遭遇一次经济大萧条，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便下降一个台阶。凯恩斯的这句话启发了韦森，他认为，判断一个国家是在高速增长和繁荣时期，还是经济高速增长到了了末期，只看一个指标：企业利的平均润率。几乎所有投行的经济学家都认为，央行在目前至少还有400个基点的降准空间，但目前央行迟迟没有动静、犹豫不决，仍然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。1955年到1957年日本经济增速为8.89%，1975到1993年这一数据则保持在4.29%，从1994年到2009年，日本经济增速只有0.85%。

中国其实已经完成这一类工业化，城镇化只会减速而不会加速，所以不要希望城镇化。降准，货币供应增加了，才能降低市场上的实际利率。

  韦森是国内较早提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行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。2015年1月,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开年首场鸿儒论道会上，对于中国经济短期下行风险与长期增长的前景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认为，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。

36年高增长奇迹 在2012年11月初在FT在北京的年度峰会上，韦森较早提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告诉增长，已经到了这一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化中后期，其表现是各行各业的普遍产能过剩。这些迹象也表明，在全球化的局势下，中国经济也将面临下一个台阶的趋势。纵观全球近代化之后的各国经济增长数据，1830-1870年工业革命时代，全球经济增长率2.05%。这一时期，英国的经济增速大概维持在这一数据，大英帝国随之崛起。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，韩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都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下降。曾有人对韦森的这一下台阶论持不同观点，但他认为，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时期。

如何挖掘证券化空间?一种方法，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;第二种方法，则是进一步扩张市场。一旦过了30岁后，那些高速增长的黄金期便一去不回。

韩国经济、香港经济、日本经济等，在萧条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下了一个台阶。就在于这一拨四、五年的贷款现在陆续到期，导致企业负债较大，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负债率已经远远超过的美国、欧盟国家。

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，都不会连续增长这么长时间。在他看来，正是四万亿刺激计划所引发的一拨的大银行贷款，才是上一轮宏观刺激计划的实质，也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联动式的影响和系统性风险。

韦森认为，当前政府最好的宏观政策，当为两条：一个是减税，一个是通过央行降准而达到实际降息。韦森就曾认为，未来中国经济未来不但不会过热，反而会出现下行趋势。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，为什么这么说。成批企业倒闭或成为常态，而这将与重要经济的下行，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，这是我的一点感悟。

但看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曲线，1980年台湾经济增速超过10%，到1986年这一数字开始下一个台阶，降至7.4%;在之后到了1996年，则又下一个台阶，从1996年到2012年平均增速再次降至4.3%上下。我认为，这便是中国经济下行时期中两个首要的宏观政策。

我们所谓的‘新常态，也就是承认了这个事实。所以，我认为所谓的‘四万亿根本就是虚晃一枪。

大量的企业现在处于生死存亡边缘，一旦倒闭，不但这些企业主可能不做生意，或许还不让他们的下一代人从商。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政府花钱吗?显然不是。

对此，韦森则认为，单就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政府投资而言，实际上虚晃一枪。韦森说，2012年、2013年，中国的证券化率平均水平还不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，应该说中国的证券化率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如果当所有企业都感觉到赚钱容易，说明经济在发展;如果所有企业赚钱难了，那经济增长的潜力液基本没有了。经济下行两大救星 我认为宏观经济增速在下移，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做哈耶克跟凯恩斯论战，读《货币论》的时候，有句话影响了我对宏观经济的判断，要特别注意明显的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，与国家兴盛时期和衰退时期异常的相符。

日本战后增长时期是18年，从1955年到1973年增长率为8.89%;而1975年到1990年的增长率则是4.29%;1990年之后则退至1.85%。因为我们的证券化率虽然不高，但股市则看上去有非常大的空间。

这一时期，法国增长率为1.27%;德国统一以后增长率为2.83%。韦森给中国经济打了个比喻，它有点像体育明星李娜、姚明和刘翔，30岁之前堪称他们的黄金期。

一旦股市好转，证券公司的人才需求也将更旺盛，国内GDP自然就会有所增加。虽然国内不少区域内的工厂盖得很大、生产线也很大很先进，办公楼花了大血本，建得极为壮观、漂亮，但毫无疑问，还款问题到了，产品没有小路，沉重的贷款负担已经开始成为压倒这些企业的一根稻草。